两爨碑在哪里「云南二爨碑」

来源： 2023-03-08 16:16:50

摘要：文化，塑造了城市的品质，彰显了城市的魅力，是城市的灵魂。爨文化是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经西晋、南北朝至唐朝天宝七年（公元748年）523年间，爨氏家族统辖云南（当时称“南中”）所造就的文明。文章在对爨氏政权的兴亡、二爨碑和爨碑书法、爨乡古乐、潦浒陶瓷等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如何挖掘、打造与定位“爨文化”。

一、综述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独特的文化。深入挖掘自己的文化资源，能够在传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不断繁荣。文化，不仅塑造了城市的品质，展示了城市的风貌，更是城市魅力的集中体现，是城市的灵魂，决定着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地方的竞争，一个城市的竞争，核心的竞争力是软实力，软实力最重要的是文化。文化不能没有根，文化的根是传统文化，也就是历史文化。谈论曲靖的历史文化，绕不开“爨文化”，但曲靖的历史文化并不等于爨文化，爨文化只是源远流长的曲靖历史文化的重要一环。在此之前，原始社会时期，曲靖就有辉煌的文化遗存，秦汉时期，曲靖是人类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区域之一；在此之后，明清时期，掀起过文化建设的高潮；民国，也创造了一个高度。曲靖是云南最大的革命老区，近代以来，从重九起义到护国运动，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涌现了许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

曲靖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城市，说它古老是因为历史悠久、积淀厚实，说它年轻是因为发展不快、影响不大。“爨文化”对于曲靖而言，既是一个永恒乡愁，又是一段湮没历史；既是曲靖风情，又是曲靖风骨。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云南文化发展史上，爨文化是继古滇文化之后崛起于南盘江流域的历史文化，具有上承古滇文化、下启南诏大理文化的历史作用。一方面，就历史角度讲，爨文化是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经西晋、南北朝至唐朝天宝七年（公元748年）523年间，爨氏政权统辖云南（当时称“南中”）所造就的文明，这是“爨文化”狭义的概念；从源头上说，爨文化是中原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外来文化与曲靖及其周边少数民族文化长期大融汇大杂交后开出的一朵独具特色的奇葩（多元体、复合型文化），这是“爨文化”广义的概念。另一方面，“爨文化”又是一个消亡得相当彻底的文化历程，在历史长河中恍如昙花一现，因此，也有部分史家对“爨文化”一直持否定态度。

“二爨碑”，即：“爨宝子碑”，全称是“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俗称“小爨碑”，立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爨龙颜碑”，全称是“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墓”，俗称“大爨碑”，立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之所以分大小，是因为形制上的大小差别。国务院1961年公布的全国第一批重点保护文物，“二爨碑”皆在其中。天下名碑数不胜数，被列为国家级第一批重点保护的碑刻全国仅11块（书法类7块），曲靖占3块（都是书法类），极其罕见（另一块是“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俗称“会盟碑”，建于北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此碑开创了彝族与白族民族大团结之先河）。发现“小爨碑”的是曲靖知府邓尔恒，发现时间是1852年，发现地点是麒麟区越州镇杨旗田村；发现“大爨碑”的是云贵总督阮元，发现时间是1827年，发现地点是陆良县马街镇薛官堡村。小爨碑立碑早于大爨碑53年，却晚大爨碑25年才被发现。小爨碑被发现之前，被一户世代做豆腐的农家用作压制豆腐的工具，大爨碑被当地老百姓用来“掼谷子”。“二爨碑”被发现的过程以及之后的经历，似乎暗藏诸多天意，极富传奇色彩。

二、爨氏政权的兴亡

爨，是统治云南五百年的一个古老家族的姓氏。爨氏，是汉族，不是少数民族。爨时代，“南中”的面积包括现在云南的全境和四川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西部以及缅甸、老挝、越南的一部分。爨氏自中原南下，到三国后期，逐渐统辖了“南中”广大疆域。魏灭蜀后，西晋接管了蜀国统治的“南中”，于公元271年在“南中”设立宁州，治所在味县（今麒麟区），之前也在味县。宁州的建立，让曲靖成为一个文化交融发展的重要地带。从这个时候起，作为宁州首府的曲靖，正式成了完全意义上的云南统治中心。云南（当时称宁州）不再附属四川（当时称益州），正式成为全国19个州之一，改变了历来为巴蜀附庸的局面。虽然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平定大姓孟获叛乱后，曾废益州郡改建宁郡，并将治所由滇池县（今晋宁），迁到味县，设庲降都督管辖南中七郡，庲降都督府驻地也从平夷县（今贵州毕节）迁至味县，但庲降都督是军事性质的机构，不是行政机构，而宁州则是直属中央的行政机构，这在云南郡县制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自此，滇东盘江流域（“爨氏政权”）取代滇池区域（“古滇王国”）成为云南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爨氏家族的兴起，是历史给予的一次特殊机遇，也是汉文化在这一地区长期渗透的产物。爨氏集团是“军政合一、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割据政权，在其统治时期，由于中原王朝处于战乱之中，无暇顾及遥远边地“南中”（云南），爨氏政权趁之采取“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实际形成“开门诸侯，闭门天子”的格局。“南中”既接受朝廷任命的官职，又保留世袭头衔（即政治上的“双轨制”）。东汉以来，中原长达数百年战乱，客观上造成对大姓势力的放纵，导致爨氏家族雄长“南中”数百年，但爨氏十数代统治者，从未出现割据称王或该元称号现象，始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团结，始终没有脱离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

“南中”战乱较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出现“爨宝子碑”描述的“山岳吐金”，“物物得所”，“牛马被野”，“邑落相望”的繁荣景象。《新纂云南通志》记载，当时曲靖（爨氏政权腹心区）的经济与内地接近，“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既饶宝物，又多名马”；“爨龙颜碑”的描述是“独步南境，卓尔不群”（透过这8个字，可以想象当时曲靖在全国的地位、形象和影响力，那种自信、豪迈与底气，可谓爨时代的“曲靖精神”，即：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开放包容、民族和谐的精神）。伴随着大量汉民的不断迁入，使得曲靖及周边世居少数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不断渗透、相互同化，逐渐混为一体。这时的“爨文化”，严格说，是汉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融汇杂交后开出的一朵独具特色的奇葩。正如五百年后（元朝），蒙古人踏碎精美的宋词，日耳曼人烧毁辉煌的罗马宫殿一样，“南诏灭爨”将璀璨的爨文化“烟烬灰灭”。

爨氏家族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独霸一方、据地称雄时间最长、跨越朝代最多的家族之一。但是，为什么爨氏政权史籍缺失难觅踪影？为什么爨氏后人神秘失踪不知何往？为什么空遗下两块爨碑少有其他线索？究其原因，有三种分析：一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动荡不安，始终没有建立起统一的中央王朝，国家处于分裂状况；二是爨氏统治区距离中央政府太遥远，且山川险峻，中央政府无力顾及，更别说控制；三是南诏灭爨后，紧接着实行种族大迁徙，《蛮书》记载：“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北至龙和城以东，荡然荒矣”，这种“扫地出门”的结局，让爨氏腹心区的曲靖遭遇彻底的毁灭性灾难。

隋朝建立，结束了内地两个多世纪无休止战乱，自然不会让爨氏家族在南中继续其割据局面。隋文帝两次出兵云南，将爨氏家族首领爨翫全家逮捕后带回长安，处死爨翫，“诸子没为役”（《新唐书·两爨传》）。但此举未能控制南中地区，爨氏其他首领继续据有云南。到了唐朝建立，改变策略，将爨翫之子爨宏达放回南中，任命为昆州刺史，对爨氏控制区实行笼络式羁縻统治。这种状况维持了一百多年，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爨氏内乱，争权夺利，南宁州大鬼主（鬼主，即宗教和政治首领，既是部落直接统治者，又是神职人员、祭祀主持人。信奉“鬼教”，其实就是祖先崇拜，鬼主便是祖先的化身，能沟通天、地、人三者间的关系，具有人神参半的特殊身份。这样一种身份，使鬼主在部落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这权力是爨氏家族赖以统治基层的神化力量）爨崇道杀了昆州刺史爨日进，又暗害了爨氏家族的主心骨南宁州都督爨归王，爨归王的妻子、出身乌蛮的阿姹从娘家（乌蛮部落）搬援兵对抗爨崇道，并向崛起于洱海地区的南诏求助（唐初，洱海周围有六大部落集团，其中蒙舍诏居于南部，称为“南诏”。从唐开元初，历经20余年兼并战争，南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并企图侵吞爨区），南诏首领皮逻阁“老谋深算”，不仅为爨归王之子爨守隅向中央政府申请袭任南宁州都督一职，达到拉拢、分裂之目的，得到批准后，还将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冤家对头、形如水火”的爨守隅（爨归王之子）和爨辅期（爨崇道之子），以图控制爨氏家族。之后，皮逻阁在唐朝纵容下、与阿姹母子配合，发兵杀了爨崇道父子，灭了诸爨领主，占有爨区。皮逻阁将诸爨中唯一剩下的阿姹母子迁往南诏。《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下·南蛮下》记载：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爨氏内讧，相互残杀，崛起于洱海之滨的少数民族政权“南诏”的阁罗凤（皮逻阁之子）乘机率军攻陷石城（曲靖），占领两爨之地后，为摧毁爨氏势力，命令进驻爨区的昆川（昆明）城使杨牟利武力胁迫西爨白蛮，迁徙爨区20余万户、100万人左右到滇西永昌，彻底瓦解了爨氏的统治。滇东地区发达的经济文化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爨文化”衰落了。迁徙到滇西的西爨白蛮，是当时云南先进经济文化的代表，虽被迫西迁，却在客观上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发达的文化，与洱海区域的经济文化相交融，经过逐渐发展，形成了新的文化类型——南诏大理文化。唐初南诏灭爨，云南文化又成少数民族文化，从汉至唐推进了四百多年的汉文化戛然而止。

公元749年，即南诏灭爨第二年，南诏在唐朝扶持下建立南诏国，结束了爨氏政权五百年的云南霸主地位。公元751年，唐朝鲜于仲通率师至曲靖，阁罗凤向吐蕃求援，唐军大败，南诏割据云南局面形成。曲靖失掉云南中心地位，滇东乌蛮称雄，促成三十七部崛起（“西爨白蛮”大量西迁后，散居山林的“东爨乌蛮”逐渐移居平地，形成若干部族，其中较大的37个，史称“三十七部”）。爨氏在曲靖的局部统治，一直持续到明朝中叶“改土归流”之后，前后加起来有1300年左右。

关于爨氏家族的后代具体如何，因无明确的文献记载，争论较多，但可以肯定，爨氏家族并未灭绝。大理出土的“南诏德化碑”记载南诏国大臣就有爨姓，爨泰曾为南诏国学士。大理国的开国君主段思平从通海起兵时，得到舅父爨判（“三十七部”盟主）的大力支持，登极后封爨判为巴甸侯，皆有史籍可考。成都出土的一块唐代墓志，墓主是“袭南宁郡王”爨守忠（爨归王之子、爨守隅之弟），时任唐朝的剑南西川节度副使、南宁十四州都督，虽是遥授和摆设，说明爨氏家族一部分归附唐朝，并在唐朝世袭郡王爵位。爨守忠驻节嘉州（四川乐山），所领“南宁十四州”，其实就是被南诏占领的区域。唐王朝利用爨氏家族在云南的影响，保持对南诏国的威慑。但是，为什么后来没有了爨姓？显赫一时的家族难道没有后裔了吗？有人认为，爨氏的后裔改姓了，因为没有强有力证据，很多人不以为然。50年代初在大理鹤庆找到一块明朝初年立的碑，叫《寸升碑》，叙述其祖先本为称霸南中的爨氏，南诏大理时保有贵族身份，改为“寸”姓，曾有人担任过大理国丞相，元代时为土官，明朝军队进入云南后又率先归附。说明爨氏家族西迁后的分布并不局限于保山和大理，而是很广的。一些研究者认为：爨地被南诏占领后，爨地的所谓爨人也发生变化，一部分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蛮”被强迫迁移，很大一部分和洱海地区的其他部族一起，逐步形成今天的白族，留在当地山区保留本民族习俗较多的“乌蛮”，保有自己的部落组织，逐步成为今天的彝族。到了明清时期，文献提到的“爨人”，大多指现在的彝族，而提到的所谓爨文，也是彝文了。

“南诏灭爨”后，仅从文化角度讲，是“文明的中断、文化的倒退”，就是说没有进步反而退化了，因为南诏大理是农奴制政权，文化极端落后，一直持续到元朝都是退化。

三、爨碑书法

两汉文章以散文和汉赋为主，魏晋之际，两者合流，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就是六朝时代的骈体文。“爨宝子碑”的碑文，便是骈体文出现后早期的文风，骈散结合以骈为主，既有汉代散文的古奥宏丽，又有六朝骈文的绮靡华丽。“爨龙颜碑”的碑文，又演变为以散体为主，骈体为辅，散文风格极为浓厚，表现了散文复兴的趋势，这种复兴趋势的发展，到了唐朝中叶，便形成韩柳古文运动，产生了唐宋八大家。由此可见，“二爨碑”的文体出现在我国文学史发展的转折时期，开六朝和唐宋两阶段文学的风气之先。到了清朝后期，“二爨碑”已名满海内外，但对“二爨碑”的欣赏，主要表现在对其书法的推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由两汉的隶书向隋、唐的楷书演变过渡，这个过渡阶段的字体，在书法史上称为“北碑和南碑”（碑刻中的魏碑称北碑，东晋和南北朝的碑刻称南碑），这个时期，上至帝王下到士庶，无不以书法为其雅好。“爨宝子碑”书法是南碑的早期作品，康有为称之“魏晋正书第一本”，周钟岳称为“南碑瑰宝”，实非过誉之辞。多数研究者认为：爨氏时代，因远离中央政府，对中原日渐规范的楷体尚未完全了解与掌握，二爨碑正好记录了这种似隶非隶、似楷非楷的过渡书体。魏晋时期，国家几度下令禁碑，传世的碑帖极少，因此，“二爨碑”的出土填补了南无名碑的空白，其声名远播，除了书法的高古之外，发现之地也令世人惊诧。“爨宝子碑”之后53年的“爨龙颜碑”，楷书成分大大增加，但仍有隶书风味，被康有为誉为“隶楷极则”“神品第一”。阮元在《爨龙颜碑跋》中称：“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正传，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其永宝护之”。

“二爨碑”的外形制作、碑文与中原汉文化一脉相承，且与所处时代（东晋）“盛行老庄”的风尚相一致。“爨宝子碑”中“至人无想，相忘江湖”的思想与晋人崇尚自然、纵情山水的人生理念十分贴近。碑文赞誉爨宝子“少禀环伟之质，长挺高邈之操，通旷清格”“发自天然，冰洁简静”的句子与晋人注重人品气度、喜欢浮夸虚华的审美倾向相吻合。从书法角度看，虽然没有“爨体”这一体例，但都知道特指“爨碑”字体。如今的曲靖，无数人能写“爨体”，各种各类的牌匾多以“爨体”书写，成为显著的地域特征。

“爨碑书法”的笔画结构在隶楷之间，兼有篆书遗姿，忽隶、忽楷、忽篆掺拌，可谓“三体合一”的融合物，因为没有留下书者姓名，各种猜测版本流行，有代表性的是两例：一是本地一书家，由着性子写，歪也罢正也罢，错也罢对也罢，方也罢圆也罢，隶也罢楷也罢，偶尔还弄几笔篆书，所以有了“爨碑”朴拙的美、洒脱的美、丑到极致的美；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厌世高人，书写了得意之作，不愿留下姓名，后人把碑文那种无序的排列，歪歪扭扭的结构，方圆并用的点画运笔，狂放洒脱、刚柔并济、动中求静的构思，臆想为刻意为之。甚而还有人揣测碑文书写者挥毫时的情状，也有两个版本在曲靖流行：一是得意之时的独创书法。纵观 “爨体”，既无篆书的古韵端庄，也无魏碑的典雅，更无楷书与隶书的严谨，神马行空，肆意挥洒，不避丑拙，属得意时任情泼墨、挥洒自如的酣畅淋漓之心境，这时书法的美，仿佛大家闺秀浓妆贵妇之美；二是失意之时的发泄之作。端详“爨体”，它的魅力是原始的、野性的、蛮悍的，“爨体”的美恰恰在于它的不美或者无意去追求美，同敷粉薰香、浓妆艳抹的美不同，是不加修饰、不加雕琢，不避丑拙的野、蛮、怪的美，属失意时愤世嫉俗、孤芳自赏的狂放悲怆之心境，这时书法的美，有如小家碧玉清纯少女之美。但猜测终究是猜测而已。

康有为评论“小爨”书体：“端朴若古佛之容”“ 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李根源称颂“小爨”书法：“下笔刚健如铁，姿媚如神女”；康有为评论“大爨”书体：“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下画如崑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学者顾峰在其著作《云南碑刻与书法》中说：“书法雄强茂美，参差有致，疏密相间，笔力遒劲，气势宏伟，像刀斧击凿而成，有隶书笔意，其方笔略兼圆笔，其方笔又比六十四年后的《张猛龙碑》浑厚大方，其圆笔又比五十三年后的《郑文公碑》凝重挺拔。”

爨碑书法可谓独树一帜，但在当下书法界，对其价值的认可并不高。在多元审美背景下，大力推介、研究、临摹“二爨碑”，积极塑造、包装一批各具特色的“爨体书法家”，拓展书法艺术视域，扩大“爨体书法”影响力，构建“中国爨书之都”，最终形成标志性、品牌性的地域书风，对于爨乡曲靖，意义重大。

四、爨乡古乐

现代的曲靖人茶余饭后谈论“爨文化”，无非是从散存于残篇断简中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宗教信仰、婚丧习俗、祭祀、庆典、医药、建筑以及那些流落于民间的诗文、歌舞、音乐、戏剧、曲艺、字画、陶瓷以及各类传说、轶闻、野史、故事等等来进行牵强附会、生拉活扯，以寻觅其踪影，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与证据，截至目前，仍然只有“二爨碑”等少量文物。这里要强调的，是一个长期存在最具特色的“音乐活化石”、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靖洞经古乐。

每周四下午两点后，麒麟区南城门楼上，有个古乐会，例行排练，一曲曲“此谱只应古时有”的旋律，余韵绕梁，凝重肃穆，仿佛天籁之声，让人感觉时光倒流上千年，充满飘逸的神秘感。演奏远古声音的，是1983年重新筹组的一个民间团体：爨乡古乐会。当年成立时，是一个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团队，最大的90岁，最年轻的50岁，成员有14人。因为人才与资金的青黄不接，古乐会从成立之初就一直传承乏人、运转艰难。印象深刻的是“三老”：人老、设备老、曲子老。虽然把中断了多年的“古乐会”陆续恢复起来，但我仍然担忧：这千年绝唱，一不小心就真的成了绝唱，再也没有人唱了！30多年过去了，古乐会秉持着一个十分朴素的信念，有太多心酸和不容易：不为钱，不为名，为了把老祖宗的东西（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听爨乡古乐，仿佛来自远古的声音在时空深处回响。由于时代变迁，不少洞经古乐演奏团体，在演奏时把唱词做了改动，爨乡古乐力图保持原始韵味、原汁原味，即老辈人怎么演奏，现在人就怎么演奏，老辈人怎么吟唱，现在人就怎么吟唱，就与滇西、滇南的差别不小。演奏古乐的民间团体不少，但运作正常的可谓凤毛麟角，所有古乐演奏团体，面临一个共同的严峻问题：队伍老化，后继乏人，资金紧缺，维系艰难。某种程度上说，爨乡古乐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不少外地人慕名而来，而本地人知道的并不多。虽然古乐会定时演奏，但有些自演自听的尴尬。古乐会的成员，绝大多数是年老体弱之人，不乏带病演出者。10年前，我陪同几位外地人去聆听爨乡古乐，那天的演出，让我们感慨感动、记忆犹新：有3位会员因病正在住院，未能参加，演出过程中，1名会员又因病无法坚持，中途退场。直到2017年7月应邀再去，欣慰的是：这支爨乡古乐会仍然正常运转，增添了不少新鲜血液，并有了一定的经费保障，现在更名叫“曲靖洞经古乐会”。但是，对洞经古乐的未来我还是不敢持乐观态度，毕竟，这个民间古乐演奏团体的骨干成员几乎都是老年人，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爨乡古乐”源远流长、经久不衰，始于秦汉，自西晋、南北朝到隋唐，经历代演变，至明朝洪武年间，吸收融入中原宫廷曲谱、江南乐府、丝竹管弦等流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了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9年），逐渐填入《太上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等经文，始称洞经音乐或庙堂音乐，被誉为“东方的古典交响乐”，属云南极具代表性的音乐品种，曲靖市各县区都有。洞经是套在乐谱中的唱词（即用经文作唱词），音乐是实质，换句话说，洞经音乐的乐谱是支柱和灵魂，而唱词则是随时代而变迁的一种文字反映。音乐分为“经腔”和“曲牌”，有唱词叫“经腔”，是经文中的韵文部分，和诗词相近，“曲牌”即曲调，主要用于各种礼仪活动时的配乐，也作经腔的间奏。洞经音乐不同于佛教或道教念诵经文的声腔，完全按照传统的五声调式和七声音阶的韵律发音并进行演奏。演奏洞经音乐的乐器，主要分为管弦乐和打击乐两类。管弦乐，主要是笛子、二胡、琵琶、三弦、古筝、唢呐、洋琴等；打击乐主要是大鼓、小鼓、大锣、小锣、绞子、云乐、翠鼓、罄、木鱼、碰铃等。洞经会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称谓，有称“会”和“学”的，也有称“坊”、“堂”或“坛”的，有的地方还有文、武洞经会之别。1915年，时任广东虎门中将司令的赵樾出资在家乡（今麒麟区）办了一个叫“宝善堂”的洞经会，传承至今（赵樾故居位于麒麟区西门街32号）。洞经会作为一种民俗礼乐，礼，从外向内，端正人的行为；乐，从内向外，净化人的心灵。在云南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中，“洞经音乐”以其庄重肃穆、曲调优美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但个人以为，无论“曲靖爨乡古乐”还是“丽江纳西古乐”，都属汉族移民至滇“杂交变异”保存下来、并在各个民族地区生根开花的文化现象之一，严格说，脱胎于洞经音乐，绝非本民族原有之文化。

五、潦浒陶瓷

位于曲靖市麒麟区越州镇的潦浒，是一个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因陶而兴的古村落，因为这里的陶土、瓷土、釉土、褐煤等资源丰富，追溯历史，潦浒在宋朝开始烧砖瓦，明朝制陶瓷，清朝做碗碟，民国有了现代意义的陶瓷工厂，如今，潦浒既有现代化的陶瓷企业，同时保存着手工拉胚、柴火烧陶等传统技艺。明清时期建成的12条龙窑至今仍可使用。一直以来，潦浒陶瓷伴随着曲靖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烧制陶器，离不开龙窑。龙窑，是古代人用柴草、木材烧制陶瓷的土窑，因其形状如一条卧龙而得名。中国最古老的龙窑始于战国时期。龙窑是古代陶瓷烧制最主要的窑型。陶瓷窑炉种类繁多，除柴烧龙窑外，还有煤烧蒲萝窑、气烧隧道窑和辊道窑、抽屉窑等多种窑型。古龙窑依一定的地势或坡度，用土、石、砖砌筑成直焰式圆筒形的穹状隧道，一般长约30-70米，高约1.6-2米，分窑头、窑床、窑尾三部分，头尾空间较小，中间最大。千百年来，潦浒人民和龙窑一起，创造了不少辉煌。最兴旺的时期，潦浒有龙窑20多条，制陶作坊近200家，从业人员近3000人，全村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在烧制陶瓷。潦浒现存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龙窑和龙窑遗址有16处，仍然还在使用的龙窑有12条。潦浒现有古窑池5座，是分别建于明代的老窑、新窑、王家窑、许家窑和建于清代的沙沟窑，其中新窑长达110多米，据考证，是目前中国最长古龙窑，且保存完整，堪称龙窑活化石。潦浒沿袭至今的人工手工拉胚、龙窑柴烧这一古老方式，在全世界都属罕见，完全够资格打造中国龙窑博物馆。

从元朝至今，潦浒的陶瓷生产从未停歇，不仅是滇东及滇东北区域的陶瓷生产制作中心，也是陶瓷产品的集散地和批发市场。历经千年，潦浒的陶瓷文化没有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反而因时间的打磨而熠熠生辉，一代代手艺人的不断传承和秉持，让潦浒充溢着太多的魅力和故事。

如今的潦浒，呈现出陶瓷业、农业、旅游业并举，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潦浒陶的魅力，体现在龙窑柴烧后不可预测的窑变与落灰，一把有收藏价值的陶壶，必须经过千度高温柴火烧制，而烧制一炉窑，除要消耗5吨左右的柴火，还有制陶人数十日的精心守望与殷殷期盼。潦浒不仅有手工拉胚、柴火烧制的传统技艺，也有现代高科技的制造工艺，潦浒的陶瓷制作方法几乎涵盖了人类陶瓷史上各个不同阶段的工艺。徜徉在潦浒古镇，时常会遇上一些艺术家和文化人，在为那些雏形的陶瓷泥胎赋诗作画。欣赏着一件件的陶瓷作品在匠人手中旋转、揉捏，阴干后通过火烧得以涅槃重生，温暖就会涌上心头，油然感怀于潦浒人的专注，并为他们的坚守肃然起敬。

六、结语

“爨碑”所处时代，正是中国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文化史上一个动乱年代、多事之秋，又是文化史上“百花齐放、文艺复兴”的时期。这个时代以前——汉代：在文艺上趋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个时代以后——唐代：在文艺上趋于成熟，在思想上儒、佛、道三教支配。这个时期是中国人精神上大解放、人格上大释放、思想上大自由的时期。

拥有“二爨碑”的曲靖以“二爨之乡”自居，世居爨氏政权腹心区的曲靖人自称“爨人”无可厚非，“爨文化”作为一个地域特征明显的文化现象存在，是不争的事实。爨人是一个复合型的人们共同体，这与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不尽相同。爨人不是由某个单一民族直接发展演化而来，而是有汉人、滇人为主包括古老族群的人们融合而成。爨人在云南发展过程中，逐渐融有古滇人血统，并继承以昆明晋宁为中心的滇文化，创造了爨文化，成为南诏大理文化的渊源。民间流传爨人使用的“蝌蚪文”，如今无人识得其模样，“蝌蚪文”被彝族认为是彝文的起源（唐朝时位于马龙的东爨纳垢部酋长后裔阿轲，历时3年，将所创造的1840个彝文，编撰成《韪书》，因文字形似蝌蚪，被统称为“蝌蚪文”）。爨人把蛇当作自己的神祗，把蛇看作吉祥、幸福、美丽的化身，蛇崇拜在爨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在古爨人后代彝族支系撒尼人中，有一个世代相传的凄美故事流传于曲靖及周边，即阿诗玛与阿黑的故事，用诗的语言叙述了勤劳、勇敢、善良、美丽，“贫穷却不为富贵所动”的男青年阿黑和女青年阿诗玛之间的不幸爱情和悲惨命运。“阿诗玛”，汉义即“蛇女”的意思，而蛇女则是古爨人崇拜的图腾。撒尼语“诗”即“蛇”，“玛”即女孩之意，且阿诗玛是“蛇年蛇月蛇日出生”，集吉祥、善良、美貌于一身的撒尼美女。

往事已经流逝。很多人知道大理段氏，但很少有人知道比大理段氏更古老、存在时间更长的曲靖爨氏；很多人听说过“丽江纳西古乐”，但很少有人知道比“丽江纳西古乐”还要古老的“曲靖爨乡古乐”。

“爨文化”的致命悲哀在于：研究来研究去，依然只是两块爨碑及少量零散史籍。要认真思考的是：开创了云南五百年历史的曲靖，应赋予它怎样的内涵？或者说要如何提升、打造它，怎样去挖掘、定位，给它塑造和秉持一个什么样的城市灵魂呢？

主要参考文献：

[1]西汉·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2]南朝·宋·范晔：《后汉书》

[3]西晋·陈寿：《三国志》

[4]东晋·常璩：《华阳国志》

[5] 唐·樊绰：《蛮书》

[6] 北宋·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新唐书》

[7] 元·李京：《云南志略》

[8] 明·诸葛元声：《滇史》

[9] 明·张紞：《云南机务钞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