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茶道与介休商帮茶道比较「论述晋商的万里茶道」

来源： 2023-04-29 14:16:41

一、贩茶之路起源

明朝初期，由“开中制”晋商兴起。明中后期，政府由“开中制”转向“折色制”。嘉靖后期，晋商已日渐式微。明隆庆时，山西商人出身的王崇古，时为北边的封疆大吏，他力主汉蒙互市，促成了著名“隆庆和议”。隆庆和议的达成，结束了明朝与蒙古近二百年的敌对状态。此和议不仅确保了长城沿线的长时期友好交往，而且扩大了汉人与蒙古的通商贸易，为晋商再度掘起提供了机遇。

在隆庆和议达成之后，晋商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呢？简单来说，隆庆和议中最重要的就是内地人与蒙古人进行贸易。

近水楼台先得月，晋商商帮自然成此贸易的主导者。

从明初到明末二百多年间，其商业已经明显地带有资本主义萌芽之性质。明万历年间，全国“一条鞭法”的实行，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为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山西商人顺应历史潮流，南运北销，以物易物，灵活机动，再次成为一支劲旅。

蒙古属游牧民族，以食肉和饮奶为主，对内地南方茶叶有强烈的食性追求。在内地人向蒙人贩运的商品中，茶叶成为抢手货。晋省商人以之为契机，神话般地开创由南到北的远程贩茶之路，即茶叶之路。之后到清代，经几代晋商人传承延续，茶叶之路穿越大半个中国，延伸到俄罗斯及更远的地方，约1300公里，人称“万里茶道”。

二、晋商运帮大家--介休梁家

明末到现今，时光已逝四百年，究竟是晋商的哪一族、哪一支，首次将南方的茶叶贩运到蒙古诸地，现已无据可考。但从祖辈的口口相传和残存的谱志文稿中，可窥视一些当年晋商家族曾经的艰辛历程和辉煌，他们是“万里茶道”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介休梁家、冀家、范家，便列其中。

介休梁家世居城南南靳屯。梁家在明朝初年自关中迁介休。始祖梁大明；二世祖梁廷；三世祖梁永通；四世梁天浩；五世梁承教。

梁家其十世传人梁濬在《剑虹斋藏书记》中载：“余家世业农贾，高曾而后，始事诗书。”梁家资料显示，梁氏在明初迁居介休后，亦农亦商，经数代艰辛经营，到明后期的万历年间，已经是介休经商的望族了。梁家以驼马帮远程为其他商家转运见长，相当于现在的运输公司。当时主政梁氏家族，是六世传人梁州佐。

梁州佐，字清如，明朝吏部候选州同知，赠中宪大夫。

梁家在明中后期梁州佐时，家室已相当富硕。梁州佐之子梁星炯、梁星煜继往开来，到清康熙时，梁氏驼马商帮已闻名汾州和雁门关外。

梁星炯，字静斋，内阁中书，乡饮大宾。常跋涉于汾川与边关之间。《梁锡珩小传》云：“祖中书君素长者，以赀雄边。”

介休北辛武冀家经商始于明中期，冀家和梁家很早就有商务往来。《介休冀家行商年谱》载：清康熙十八年（1670），介休北辛武冀光厚在介休南靳屯梁星炯的帮助下，在云中郡阳和城创设“永盛北”当铺。清雍正中俄《恰克图条约》签定后，冀家开始远程贩茶贸易，冀家的茶货等及与蒙俄交换之皮货等，均由梁家驼帮运输。

介休北辛武冀家民国年间“敦信堂”管家南世统先生曾经讲过，南靳屯梁家是晋商介休较早的转运大商帮，在明末梁家已有骆驼八百余峰，马二百余匹。在介休城北韩东村，梁家苜蓿地有二十余顷。介休城内东南隅梁家有房产数三十余间，城内老爷庙东侧有一处十五余亩场地，是梁家驼马帮转运茶货等物品的集散处。另则，梁家在边关大同有房产二十余楹，并有花园和驼马场。梁锡珩《非水舟诗集》载：“君居介休，而有业在阳和。”

梁、冀两家，数代合作，遂成明末清初的介休商界大户。梁家资料显示：梁家数代人热心公益，乐于助人，每逢歉收，总是慷慨放赈，解急饥民无数；梁家曾耗资独修缮本村堡墙；康熙时，梁家费千余金，独资修建介休城尊经阁；康熙岁末，清廷平靖西藏叛乱，梁家捐清政府骆驼六十峰。梁家善举累累，一一难表。

纵观中国历史，古人将在社会上所从事的职业，分为九等，即：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武士、农、工、商。在这九等行业当中，商人列入末位。由此可见商人地位是卑微的，在古代各家族的族谱碑铭中，曾经是非常显赫经商大族，也不曾记载其行商事迹。

这些家族行商致富后，想方设法聘请名师名教，教育其子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设教馆、办私塾，向儒商靠拢。他们还通过向政府捐例，在社会上还力尽所能地做善事。政府给他们颁文授衔。商人得到了相应的名衔，提高了本家族的社会地位，他们以儒商的身份将获得的和捐来的名衔记录在家谱或碑文传记中，光宗耀祖，昭示后人。今人通过这些碑铭谱语，及残存的古院旧瓦，可窥测此家族曾经课孙教子的懿德家风、曾经辉煌过的岁月和艰难之历程。

三、梁冀联姻

介休梁家、冀家均起步于明朝，在清初是介休显赫的两大家族。冀家于明朝末期主要在湖北襄阳经营当铺和茶货，清雍正时，冀家业务扩充，在汉口等地加工砖茶，并将此砖茶经古北口销往蒙俄诸地；梁家则从明末到清初，一直为其他商家长途转运为营利目的。此两家虽有侧重，但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或经营、或运输的商品均有茶货。辽阔蒙俄大地，均留下了他们艰辛的足迹。

古人人际交往或男女成婚，均讲究门当户对。门当就是门道相当，即人与人间志趣相投或男女双方家族从事的职业相当，并且双方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相当。以此为基础，彼此双方很适合交往相处或结缘成姻。此种家庭生活方式和文化内质，被众多的家族一代一代加以沿袭和继承。

梁家、冀家可称之谓门当户对。

梁锡珩，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南靳屯梁家九世传人，字楚白，别号深山。系梁星炯之长孙。其父梁垲，字峻业，博学善文，母，宋氏。父母皆早逝，是祖父抚育成人。

梁家数代重文，梁锡珩自幼受祖父影响，爱为诗文，稍长博览群书。成人后，主政粱氏商务。康熙三十九年（1699），与北辛武冀家冀映经之女成婚。

浩瀚沙漠跋涉，长期边关生活，宽垠的塞北，铸就了粱锡珩豪吟狂啸的性格。粱锡珩商务闲暇之余，寄情于山水诗文，他不但是商界大亨，还是一位才子。留世佳作有《非水舟诗集》。他尤长于近体，怀古、咏物之作，名章俊句迭出。“青琐门前新国士，白登山下旧诗人。”“汉营何处路，秦塞不分山。候逢黄菊节，人在白登城。”“白日照残千嶂雪，春风吹断一河冰。去雁影低秋水外，暮蝉声曳夕阳迟。”豪放坦荡的介休商人，将塞北壮景，用诗话展示于世人，敢与古文人争一席地。

冀映经，邑庠廪生，知书达理，善长算学，是北辛武冀家财东冀州升之族孙。康熙十八年（1670），冀家在云中郡阳和城创设“永盛北”当铺，冀映经任该当铺经理，他精明理事，勤奋好学。

通过介休冀家和南靳屯梁家经商历史背景可知，梁、冀两家业务上已有百年往来，这两家是世交。当时两家都同居边城大同，梁星炯之孙梁锡珩和冀映经之女，年龄相仿，两家门第相当。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美人爱才子，均是自然律理。由双方大人主婚，梁、冀两家结为姻亲。冀映经之女嫁与梁锡珩，是两个豪门望族“门当户对”的最好结合，也是两家商贸情谊的继续和延伸。

四、梁家与范家

介休梁家和范家，是晋商踏越北方边疆，最早的践行者，是晋商“万里茶道”的奠基者。他们不畏艰险、勇于人先，堪称晋商典范，引领一代又一代晋商人跨越沙漠，与蒙俄人从事外商贸易。

明嘉靖后期的百余年间，朝廷黑暗腐败。崇祯年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中原大乱。众多的内地百姓纷纷向相对安定的边陲张家口避难，张家口等塞外商路逐渐地形成。此时，位于关外的后金努尔哈赤部族（后称满清）迅速崛起。努尔哈赤的后继者皇太极，为缓和民族矛盾，推行满汉一体政策。皇太极为入关统治全国做准备，派遣官员到张家口等塞边贸易市场，采购塞外缺乏的军需品等物资。在塞外从事商贸的介休范家等商人，对明王朝的已失去信心，主动地与满人贸易。介休商人范永斗在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同时也受到满清官方的器重。

满清入主中原后，赐范家为“皇商”。

之后，清王朝确立了在全国的统治权。到范永斗之子范三拔时，清政府予以范家更多的特权，范家以“皇商”的名义，从内地购置茶、绸布、粮米等到塞外贸易，获得了巨额利润。到康熙后期，范氏商业由范三拔五子毓馨、毓馥、毓馪，毓覃（香覃）、毓奇继承。范毓馪兄弟在康雍时期，曾为清王朝平定边陲准噶尔等叛乱，数次输送军粮，计百万余石。范氏为国家统一立下了功绩。

从明末到清初，范家和梁家一直是合作伙伴，在乾隆时，梁家第十世传人梁濬，其之子梁本荣娶范毓覃（香覃）之女。

伙伴加联姻，关系更亲近。

乾隆十八年（1753），范毓覃（香覃）去逝，其墓志铭由姻叔梁锡玙撰写。

梁锡玙，字鲁望，号確轩，清朝经学家，雍正二年（1724）考中举人。撰有《易经揆一》一书，得到乾隆皇帝赏识，任国子监祭酒。梁锡玙为南靳屯梁家九世传人，是梁锡珩之堂弟。梁锡玙自幼爱好读书，成人后曾随父多次转运商货，深入塞外戈壁。

范氏兄弟在给清军输送军粮，如此浩大之行动，范氏联络多家商队合作进行，梁家和冀家均是参与者。

千里戈壁，漫漫沙漠。梁锡玙云：“是役也，出长城、逾瀚海、抵察汉叟尔军所，几千里大抵皆卤碛林莽，敻绝人迹。而所谓瀚海者，积砂为海，绵亘千里。人乏勺水，马绝刍牧，因而渴死半道者，枕尸相属也。又积雪苦寒，堕人肌骨。蒙古侵掠，乘间窃发，行者至此，莫不震摄!”

梁锡玙用悲壮而怆然的真情实感，谱写了晋商人在塞外艰难跋涉之岁月历程。

五、管窥清初介休商业

清人刘于义，在雍正三年（1725 ）上疏《敬筹晋省积贮疏》中提到：康熙皇帝时，“平（阳）汾（州）为山右殷富之郡，百姓颇有蓄积。”由此可见，在康熙年间，汾州从事商务者较多。汾州是山西比较富裕的地区。

介休属汾州一县邑，介休从事商业多寡如何？富裕程度又如何？

清嘉庆《介休县志》载：清康熙末期，“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赀走四方。山陬海澨，皆有邑人，固繁庶之地也。”由此可推断，在清初，介休不仅是汾州较富足的县邑，且行商者众多，遍及南北荒远之地。

当时的人口和耕地指数，是反映富足的一个重要指标。

摘录清雍正《山西通志》汾州部分县，雍正九年（1731）耕地和人丁口数如下：

汾阳：耕地10235顷，人丁48950口；

平遥：耕地10392顷，人丁53829口；

孝义：耕地9780顷，人丁10788口；

介休：耕地6147顷，人丁68525口。

再看雍正《山西通志》另一组数据，即雍正九年山西省州县所交纳“额外商税”情况。

当时山西全省计有106个州县。其交纳“额外商税”达到千两白银以上者，共有 36 个州县。此36 个州县中，交纳“额外商税”在二千两到三千两白银有10 个州县；交纳“额外商税”在四千两以上白银有5个县，即榆次县、汾阳县、介休县、凤台县（今晋城）、高平县。

前一组数据说明，雍正年间介休耕地最少，人丁最多。“额外商税”此组数据，是反映清前期全省各州县商业发达和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

通过两组数据对比分析，介休在清前期，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是山西富饶的县邑。

多种资料显示，到清雍正初年时，介休经商较大家族有：南靳屯梁家、张原村范家、北辛武冀家、贾村侯家、张村张家，介休城张家、田岳堡田家、沙堡曹家、张兰马家等二十余家。是这些商家将众多的介休邑人吸纳到相应之商行中，是他们将晋商的务实、诚信、开拓精神，繁荣活跃了介休的经济。

六、茶“渍”斑斑

从明朝“隆庆和议”之后，蒙汉互市，晋商顺时势之为，贩边关之需，集物融之利。晋商经历百余年的风云变幻，优胜劣汰，后来居上，积累了丰富的南购北销贸易经验。雍正五年（1727），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准许私人资本参与国家对外进行商业采购。介休梁家、范家、冀家捷足先登，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贩茶之路，带动介休诸多业产的发展。多处茶路遗址及与“万里茶道”相关的文化，无不教人赞叹！

当年“万里茶道”介休商人在汉口和赤壁将毛茶进行压制为砖茶，包装后沿汉江经襄阳，过赊店，越灵石在介休休整，再北上过雁门关，达古北口和张家口，再到恰克图。《介休冀家行商年谱》载：雍正六年（1728），冀家在古北口镇开设“巨盛川”茶行，在热河厅（承德）、张家口、库仑、归化和盛京设“巨盛川”分茶庄。

“万里茶道”由灵石王家大院再沿介休西山到达介休城。途经介休樊家湾村、大郎神村、小畅村。其古道边古茶亭和关帝庙等遗迹依然存在，依稀可见。

中国在唐代就用陶瓷罐贮藏茶叶之妙法，在蒙俄地区，其很多贵族和兵营均用陶瓷罐贮茶，以延长保质期。介休洪山镇有一山村，该村陶瓷烧造业历史悠久，宋元时期已驰名华夏。介休梁家、范家、冀家等商家将在该地订制烧造陶瓷贮茶罐，然后转运到恰克图等地。其山村在明清时成了驼马帮运茶块和陶瓷贮茶罐的集散地，古人赋名该山村为“运集村”，后之改叫运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