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河的故事「清河往事」

从住的地方去那里，地铁要倒三趟。虽然有直达公交，但既然是去那里，就觉得还是应该坐地铁，不然就好像不是要去那里。

在我人生中唯一正常上班的那年里，易老师是和我一个部门的同事。

虽然年龄上比我还要小两岁，但一来那是我第一次进公司工作，二来易老师大学专业就是学这个，毕业后也一直在从事相关行业，在这家小小的杂志公司也已有近一年的经验，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对他有种信赖。

“的地得”三个字该怎样用啦，引号的具体用法啦，什么是首选字啦，杂志流程怎样排啦，连这种最基本的问题我也麻烦过他好多次。待我终于转了正，有时候下班后我们也会聚在一起讨论不愿回去。杂志的读者定位啦，公司为什么不把微博运营起来啦，为什么要做这么无聊的杂志啦……最后总要以一句“这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操心的问题”而告了终，公司附近的快餐厅被我们吃了个遍，有时候也会一起走路去看鸟巢。

那会我刚来北京，但稍微和谁聊两句，总能听到“过几年还是得南方”这样的言论。所以当易老师也说出这种话来的时候，我觉得刚刚打开的新生活就要突然结束一般地惶恐。

“我一直有个问题没想通，北京的街道都是规正的横平竖直，可为什么太阳不是正西落呢？”

我们看了一会太阳，应该也讨论过，但没有得出答案。

渐渐觉得同事们有些异样的言论，开始有些不明就里，也是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和易老师走得近。

公司在附近的小区租了房子作食堂，每天有阿姨烧饭。我因为和易老师同属一个部门，每天被分在一批去吃饭。又加上工位在前后桌的原因，我们总是一起出发，吃完也会一起回来，有时会去花园打乒乓球度过午休时间。

在回来的路上就听见“哎呀，你们两个怎么就天天在一起呢”这样的招呼。

易老师“呵呵”地笑笑。

夏天里，单位举办过一次消夏晚会，包了车去北边很远的酒店里住了一夜。统计住宿时，我也是和易老师住一间。部门的头儿看到我俩在前台把身份证放一起的时候，煞有介事地打量我们两眼，说：“你们两个，够了好吗，简直了！”

易老师又是“呵呵”地交上了身份证。

回程的车上，我说起不好意思一直借住在同学那，想自己租房子。问起易老师住哪里，他说住清河。我那时除了单位和住处，对北京方位并不了解，没有地铁的地方都觉得一定很远，而清河那时候就没有地铁。

得知一同进公司的另一个同事也打算找房子，我便提议不如叫上易老师一起整租。这时另一个部门的副主编哽了一下，说了句“你们三个一起租房子哦”就从后排走到前排，那时他总在单位群里炫耀假期要和媳妇儿去香港玩儿，媳妇儿脾气好大之类的。我和易老师都没有女朋友，一同入职的那个同事也没有女朋友，所以没有人能分摊房租，觉得一个人住真是要花费好大一笔钱，但也没觉得有什么。

那些听起来话里有话的招呼，看起来躲躲闪闪的目光，在我次年快从公司出局时总算明白了是为什么。

那家杂志社规模不大，因为以青少年为目标人群，所以编辑们都是二十五岁左右的刚出社会的人群。平日里在群里说起来，隐约得知有的有女朋友，有的有男朋友，有的结了婚，有的单身，都不值得深究。

次年，我和易老师多次在下班后吃饭时担心过的问题终于成为了现实。“纸媒已是夕阳产业，早晚完蛋，完蛋了我们就回南方找个老婆平平淡淡地过。”从我入职开始，杂志销量急剧下降，下半年公司就开始各种人事调整，年底时我们部门已开始劝说已婚同事转岗。

年后有过一次部门调整，公司鼓励员工竞聘新部门主编职位。有个年过三十的女编辑据说从毕业后就进了杂志社，工作业绩优秀，从未恋爱过，全副身心都扑在工作上。但比她晚期的员工好几个都坐上了副主编、流程的职位，她还在原地。那次竞聘她仍旧没有成功。

“真的不值啊！”易老师说。

“是啊。”那位女同事说过话总是一副很认真的样子，加上我们不是一个部门，所以我并没有和她说过话。

但第二天我就被头儿叫到小会议室辞退了。

“你大概也看出来了，公司不会留着谁来养老。当时在这里给你面试，在这里招你进来的，也在这里送你走。”

我记得入职时考卷上有一题是问“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作者是谁，我没答上来，因此觉得没戏了。谁知在去往巴沟的地铁上赶下一场面试的时候，接到了头儿的短信，要我好好准备给我带回家做的题目。后来竟然就入了职。

“记得你写试卷的样子特别可爱。但你和我们不一样，你可以回南方讨个老婆，一辈子很快过去。”头儿两只耳朵戴着亮晶晶的耳钉，我在公司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谈了两次恋爱，两次都被男朋友甩。我们常在吸烟室里碰到，他什么牌子都抽，我那会儿经常抽长白山。他的各种社交账号的签名常常写着“快××天没有做过爱了”。×的数量有时候是一位，有时候是两位。

交待完我离职前要办的手续，临了要出门时，他突然扭头问我。“那个，你和易老师是住一起了吗？”

后来同事给我举行饯行晚餐。有人告诉了我，别看部门一共没几个，但主编、副主编、流程都是些什么人呢，有些什么特点？一，不打算生孩子的丁克族；二，结不了婚的另一族群。

“为什么结不了婚？”我问。

“天了噜，你脑子傻的，难怪被辞退惹。”说话的同事是个满脸长包的超级大瘦子，他每天用手肘挂着提包，总是在群里聊他女朋友的事。他穿衣的风格总让我想起职业女性。

“为什么？”

“你还问为什么厚！”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那些招呼，那些眼神的意义。

“陈老师你，经我们鉴定，是百分之百的非我族类。”同事见我恍然大悟终于放心了的样子，“但易老师呢，是单位里最大的悬案。”

……

“你快告诉我，你有没有和易老师住在一起，你有没有被易老师掰……”

那年春天是个多事之春。从杂志社离职后我去了另一家图书公司，但没过试用期就又被辞退了。

信心严重受挫的我一时感觉要从世界上跌落下去。后来，大学时代的导师联系上我，给我介绍了翻译公司的稿子，四处面试无路的我抱着做做兼职的态度接过来，后来竟误打误撞走上另一条路。

“我们都陷在这个夕阳产业了，不过总算可以回南方，讨个老婆，生个孩子，平平淡淡地过。”易老师连说话中都要坚持“的地得”的标准看法。想来他从前也是编过《山海经》的资深编辑，我们开玩笑互相称呼老师，但我对他的信赖是真的。

找不到工作，要交房租，积蓄又花光了的那段日子里，我曾经……呃……问易老师借过……钱。

“易老师，可不可以借我钱啊，我要交房租了……下个月实习工资发了就还你。”

下个月我当然没有还他，我连吃饭钱都快没有了。但易老师没有催我，也许是不好意思吧。

后来我翻译的稿费出来了，还上他钱了。因为借钱的事，我觉得可以在他面前耍厚脸皮了，不过也许还有别的一些什么原因吧。

“易老师，我好想吃全家桶啊，好想吃鸡腿。”

“那有个什么好吃的。”

但我还是去了公司，易老师陪我吃了那东西。

“易老师，我好想去看《了不起的盖茨比》啊，预告片好好看。”

“我可没有陈老师你这么文艺，我又没看过原著，有个什么好看的？”

但我还是去了公司附近的电影院，我们一起看了那电影。

那已经是次年秋天的事情，杂志社不久后就发生了大裁员，易老师也在被裁之列。那阵子我们不再在网上聊天群里频繁联络，想来部门的同事们新建了聊天组，裁员大动荡我大概过了一个月才听说。但心里并不为易老师担心，隐隐地觉得他是去哪儿都能干下去的类型。毕竟，是个连《山海经》都编过的人啊，大不了还可以回南方，找个老婆，生个孩子，平平淡淡地过。

但慢着，真的能那样吗？就是我在对易老师厚脸皮时耍的那些心机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易老师真的能讨到老婆吗？我好像也在心里对那个答案怀有莫名的紧张和期待。

有这样一件事。

那会儿我刚转正，想从借住的同学住处搬出来自己住，就向易老师提议。易老师说他住清河。

“清河好远啊，”没听过的地方我都觉得远，“你搬出来我们一起住吧，就在单位附近找，上班也方便。”

“呵呵。”他总爱“呵呵”，好几个同事抱怨他嘴里挖不出一句实话，可我就是对易老师有一种信赖。

“呵呵你个头啊。”

易老师是和大学同学一起住，毕业后大家一起来北京，有男有女大家整租了一套房子。

“好混乱啊。”我说是这么说，但也觉得那种生活像是大学的延续，还挺向往的。

易老师当然不会和我们搬出来另住。

那年我刚来北京，觉得一切都是新的，好兴奋。秋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坐了好远好远的地铁，去看了书展。明明也没看到什么，但一路坐着轰隆隆的地铁也好开心。那趟列车是开在地面上的，一路有好多白杨树。易老师在地铁线路图上给我指出了清河的位置，那时我已能够熟练地靠地铁图判断各个地方的位置。

易老师的室友是个满脸痘痘的小矮个儿，给我们介绍完毕，他室友并没有和我打招呼。我们三人一起在各个展架里看来看去。那年的主宾国是韩国，有一套活字印刷的展演样品。易老师的室友去印了一份，易老师小心地等油墨干后，卷起来拿在手里，说放进包里会折坏。

午饭我们吃牛肉饭，途中室友碰到一位同事，所以他们聊了起来。我和易老师又说起单位里的事。

吃完饭，室友结完账把找零的钱递过来，易老师一起放进自己的钱包，塞回自己的背包。那是他上班也背的一个单肩挎包，所以我认得。挎包长长的带子绕过易老师的肚子，那一块是鼓的。

“易老师，你竟然怀孕了。”我惊讶地问他。

“呵呵，是的，三个月了。”

那时我还只能隐隐地感觉到，但不能确定那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对是为什么。

得知易老师也被辞退后，我打算打个电话嘲笑他一番。结果他说他在广州玩儿，我问那为什么不叫上我，他又“呵呵”了两声。于是我问了他回京时间，决定去他们男男女女“混乱生活”的现场探望他。

从住的地方去易老师家要转两趟公交，单程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既然是去看易老师，而且在这么大的城市，这时我已不觉得一个小时其实是很久的一段概念。

那天天气真差呀，到处都灰蒙蒙的。我特意避开了上班时间，不过又一想大概是逆着人流，大概不会有很多人要去那边上班吧。

这些都是易老师每天上下班要看到的风景啊，我暗暗地想。其实也说不上什么风景，小区、公路、桥，虽然灰蒙蒙的显得脏，但冬天哪里都是一样。仲冬总是给人一种要腐烂了的感觉。

公交车上竟然有wi-fi，但没有工作的我买不起智能手机，倒是上班时就计划和易老师一起换手机的。离职已经快一年了，也不知他换了没有。听说易老师常常在车上校对稿子来着，所以我总是对他很信赖。

到站时易老师已在站台上等我。他仍穿着去年冬天穿过的暗红色羽绒服和牛仔裤，脚上的鞋子大概是登山鞋，虽然很丑，但我知道那种装备应该够我赶一万多字的稿子。归根结底是我很穷吧，也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了。

“你做好饭了吗？”到站已经快一点了，我夜里赶稿赶到三点钟，睡迟了也没吃早饭，肚子早饿瘪了。

“我早上没吃早饭，去对面吃焖锅吧。”我隐隐有些失望，易老师说他们经常在家自己做饭吃的，想来手艺不会差吧。

我知道那家焖锅很难吃，而且很贵，没有工作的我无论做什么都是以钱为第一衡量标准。即便是易老师请，我也觉得太破费，但他还是坚持。

工作日，又加上过了饭点，餐厅里一共也就我们一桌客人。点的菜很快上来了，服务员把标准化调配好的酱料刮进锅里，盖上锅盖，玻璃盖子上就聚起一层水雾。很快一颗颗增大，最后开始滴落。锅里已经开始听见滋滋响了。

易老师讲了他去广州的事，说感觉这一行已经看到了头，年后也许会去广州。

“啊，真的要去啊？”

“还不确定呢。”

我们默默吃着焖锅里的鱼，都没有再开起回南方娶老婆生孩子的玩笑。他虽然是编过《山海经》的人，我对他满心信赖，但……似乎也不值什么。

易老师住的是外墙刷成红色的老式老区。楼道里阴沉沉的，应该有无数的蟑螂，但我们这会儿看不见，也就假装没有那回事的样子。但就算看见了也只会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也不是，并不是若无其事，而是本来就不会觉得那是一回事。

住处是一套三居，租金倒也没有多么吓人。最大的一间给了女同学，她和男朋友一块住。最小的一间靠厨房，有张单人床，易老师说是他一个人住的屋子，但我开玩笑说不相信。通往阳台的一间支了三张床，一横两竖，都铺着褥子，被子很多。床铺中间和靠墙各支着一张桌子，一张摆着两台笔记本电脑，靠墙的那张堆满了书和各种杂物，没有护肤品，连洗面奶也没有，倒是随手放着好几百块钱。桌子和阳台门之间有一个大衣柜，柜顶上有两个行李箱。阳台门是薄薄的一扇，纱门已经破了，迎西晒的朝向夏天应该很热。阳台上这会没晾衣服，靠墙码了快半面墙高的塑料瓶子，矿泉水瓶、可乐瓶、果汁瓶……市面上见过的牌子都有。不用开窗，马路上的声音也传了过来。原来站在阳台就能看见我来的公交站台和刚吃的焖锅店。

易老师一一向我介绍室友们的工作，他大学念的是出版专业，同学们遍布各种新媒体行业。

“有同学在××网站做到了部门经理，马上要去唐山建分部了，说叫我也去。”

“啊，那你去吗？”

“再说了，年前不打算找工作了。明天就回老家过年了。”

易老师的老家坐火车需要21个小时16分钟，“下了火车转汽车回县城，从县城坐小巴到镇上，到了镇上再坐驴车走三天三夜，就有这么远”。虽然我知道他说的是玩笑话。

“那你年后真的不来北京了吗？”

“说不准啊。”

“那你的东西怎么办？”

“我没什么东西啊。衣服要不要都行，被子还是从大学里带过来的，同学们来了走、走了来，不知道住过多少人，就留在这里谁住就谁用呗。”

“那你回家的时候我去送你吧。”

“不管回不回老家，年后我都会来北京一趟的啊。”

“我去送你。”

“好。”

我们打横躺在靠阳台的那张床上，都没脱鞋子，这些那些地说着话。那床上堆了好多被子，腰下面硌得不舒服，但我没有动，又不是豌豆公主，易老师也没有动。屋子里暖气很足，这会儿有阳光穿透雾霭照了进来，在阳台切下一个锐角。

我们好一会儿谁都没有说话。

还未离职的那会儿冬天我和易老师一起旅行过一次。

是元旦的时候，杂志社那时已开始动荡。我们所在的部门虽确定了新刊，但页数减少了，编辑人数不变，每个人的工作量就相应下降。再加上头儿因为失恋辞去了主编职务，新主编脾气不对路，提交的稿子通过率极低，选题也没有几个能做，因此有半个月的时间我和易老师都无事可做。

格子间的隔板是玻璃的，我坐在位子上就能看到易老师的电脑桌面。刚入职那会，我见他每天不停地把稿子复制进txt文档，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是“洗”掉错误格式方便去word中重新排版。

那个文档叫做“洗字本”，我对他的信赖大概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易老师警告着我说自己是走哪黑到哪歇，“陈老师你肯定不会习惯的”。本来是开玩笑说起不如假期去哪里散心，结果真的成行。

去的是江南，我是个对美景和吃都毫无兴趣的人，去哪里也只是不停买便利店盒饭和聊天而已。好在是和易老师，不用担心没有话讲。

后来想想，他大概是为了照顾我，于是中途报了团，得以“远观”虎丘，但也好开心。易老师买了蚕丝被，说要留作结婚用。还去了西湖划船，是个好冷的天，脑里也像要结冰了。碰到有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为什么这么冷的天儿要划船，易老师说在船上等自己的“白凉凉”。方言里分不清那两个音，我们为此常开他玩笑。

跨年那天我们住在快捷酒店，习惯了有暖气的冬天，竟然开始不习惯南方的阴冷。连换过两间房，空调总也不热，只得将就住下，寄希望于慢慢会升温暖起来。因为赶火车没来得及吃晚饭，酒店里又没有微波炉，于是就着电视里各大卫视的跨年演唱会吃早上在便利店买的冷盒饭和饭团。

大概是因为吃了冷饭，半夜里我胃痛醒过来。我跑到卫生间催吐，这是多年胃痛累积下来的经验，吐完了虽然会继续痛，但好过鼓鼓囊囊的胀气。

回到床上时，我才发现易老师是穿着羽绒服的。因为穿着衣服，所以只下半身盖住被子。那样子让我疑心他是做了噩梦，好痛苦。

我关了灯，但胃痛难以入眠。不久，易老师就也醒过来了。

“陈老师，你为什么来北京？”易老师说话声嗡嗡的，像是感冒的样子。

“因为和女朋友分手了，不想在老家待了。”我翻身对着易老师，他把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被子里是冷的。

“那如果在北京也失恋了，就也不待了吗？”

“是啊，那样的地方都成为禁区，在心里打一个×。你呢，你没谈恋爱吗？”

“没有。”

“从来没有吗？”

“那也不是。大学的时候，每次放假我们都坐同一趟火车，但我没被接受，于是就没再坐那趟火车。”

“真干脆啊。”

“是啊。”

“跟我讲讲你们部落里的事吧！”易老师是土家族人，我于是常打趣他过年是不是要唱《龙船调》。

“在我们部落里啊，酋长都是世袭制，而且酋长家族只能和别的部落酋长家联姻。我三个阿姐都分别嫁给了三个部落的酋长，将来我也要回去继承我爸爸的衣钵。”

“真的？”

“陈老师，你真可爱。我要真有那么个部落就好了。”他把手放进了被子。

“好吧。”还是冷，胃也还是疼。

“年轻的时候，总想着多认识些人。但生活又不稳定，认识了朋友也很快分开。”

窗外传来空调散热器的隆隆声，窗帘很厚，但城市的灯光还是透了进来。

“要是真有那么个部落就好了。”

我们不知睡了多久，醒来时天已经快黑了。

“南方真冷啊。”

“是啊，你说那晚我们怎么就没发现是因为窗户没关呢。”

“谁知道。”

易老师留我吃晚饭，我想着会见到他的室友，有些胆怯，但还是跟他去了菜市场。他给室友打完电话，确定吃饭的人数买了适量的食材。

回来我切菜他掌勺，煤气罐快没气了，火苗好小。猪肉没炼出油，白菜倒是出了半锅水，把水撇去也没炒出颜色来。

饭做到一半，两个男室友回来了。书展上见过的那个脸上痘痘还没消，他啃着半只烤鸭表示不要吃易老师做的饭。他没和我打招呼，我便也没好意思开口。

吃饭时易老师端出一小钵拌有芝麻的牛肉干来。我要他教我做法，他说放各种料在锅里一起煮上三天三夜就好。

“两百块钱就熬了这么点儿，老易你带回家孝敬你妈好了，”室友说。

吃时有点硬，但我对吃从来没有想法，于是就着冒出来的红油也多吃了半碗米饭。

“我今天在网上发帖了，有人打电话来问。我说那小房间租一千二，怎么样？”

“一千二绝对能租出去。”易老师说。

“租不出去就一千。”

电视上在放《复仇者联盟》，世界被毁灭了，但没有谁在看。客厅里灯很暗，吃完饭有好一会儿我们都没收桌子。

“太阳不是正西落是因为，北京不在赤道上。”

“是吗？”易老师好像已经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了。

来程的公交车已经收班，易老师带我去另一个车站。“《青河绝恋》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吗？”我明知道青河不是这个清河，但还是问了出来。

“谁知道。你也看过这电视啊。真是个好惨的故事。”

“是不是女主角是断掌，克死了丈夫？”

“不是吧，跟断掌没有关系，但真的好惨，太惨太惨了。”

第二天，我没能送到易老师。距离车站还有两站地的时候，易老师打来电话说开始检票必须进站了。明知道不可能送到了，但我还是去南广场走了一趟，好像那样做就能有用似的。

“开年我怎么也会来北京一趟的，那时再见好了。”易老师说。

但后来他来没有通知我，我给他打过电话，得知他没去广州，但那以后我们没再见过面。

那些都已经是两年前冬天发生的事了。这会儿冬天又快来了，虽然是两年前，但感觉还像昨天一样。我们在夜里站在四拨子公交车站等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班的夜车。四拨子能算北京最难听的地名了吧，但易老师不以为然。后来我们开始数最好听的地名，我说是知春里，他说是陶然亭。

好像也都没什么关系。大家都是要回南方去的，讨个老婆，生个孩子，平平淡淡地过。这么说好像轰轰烈烈地做过什么大事业似的，其实并没有，什么都没有，什么也都没关系的。

“已经××天没有做过爱了。”头儿的广播里这么写着，“床头的安全套都落满了灰。”

易老师真惨啊，他曾经住在一个叫清河的地方，从来也没有谈过恋爱。既然没谈过恋爱，必定连安全套也从来没买过。冬天那么漫长，如果易老师真的是不能结婚的那个族群就好了。如果是这样，他们三个室友也许可以互相给予安慰？

易老师现在每天要缠上头巾，围上披风，每天巡三十里地，部落里四年也没有一个人路过。安全套在床头静静地结满灰。

真是太惨太惨了。